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a Sen）研究發現，以中國為例，在一九九○年女男比例大約是九四：一○○（正常值應為一○○：一○二），這表示每一百個男性就有八個女性是因歧視而消失的！沈恩將她們稱作「失蹤女性」。以當時五億五千萬男性計算，中國的失蹤女性就達到四千四百萬之多。如果將印度、巴基斯坦等歧視狀況一樣嚴重的國家算入，九○年代初期，全球失蹤女性總數很輕易就超過一億！

隨著時代的進步，不論在醫療或教育上，女性所受到待遇都有相當程度的改善。失蹤女性的問題照理要大幅改善才對。但弔詭的是，據德國克雷森（Klasen）教授估計，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這些國家失蹤女性總數卻還是高達一億！

政策與性別鑑定技術的出現是抵銷了女性死亡率下降所帶來改善的兩個主要原因。一九七九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雖然本意是為了控制人口成長，但包括超音波、羊膜穿刺等包生男的性別篩檢技術剛好在當時發展成熟，生育行為有了重大變化。有學者研究中國海關統計資料就發現，光是一九八九年進口的超音波機器，就足夠讓全中國每個縣都分配到一台！在印度當時婦產科門外招牌就寫著：「現在五百盧比（篩檢費用），省得日後五萬盧比（女兒嫁妝）。」

「剩男」危害多

一九八○年，中國新生兒男女比例仍處於一○五至一○六的正常區間。但到了九○年，比例增加到一一二，而兩千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更顯示，當年新生兒性比例不但達到一一七的歷史新高，第三胎男女比例更高達一六○。

去年一篇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研究算出：二十歲以下人口中，男比女多出三千兩百萬人，約等於加拿大的總人口，是台灣總人口的一倍半！

「剩男」所帶來的社會後果為何？有些研究發現，出生在相對數目較少時期的女性，她們的老公教育程度較高、較有錢、也願意分擔較多家事。台灣早期所謂外省男人「較疼某」的現象，其實也是同樣的原因。

然而，除此之外，剩男對整個社會產生的影響都是負面的：首先，這個現象會扭曲社會的儲蓄與消費行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Shang-Jin Wei）就發現，中國許多家戶（特別是農村）採取減低消費與提高儲蓄的方式，來因應節節上升的聘金數目。這顯然會讓政府總體經濟刺激政策（如家電下鄉）的乘數效果大打折扣。

而更嚴重的是，在婚姻市場上競爭落敗的「剩男」，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風險。清代台灣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之說，基本上就跟「羅漢腳」太多，脫不了關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德蘭（Edlund）等人研究也發現，中國「剩男」愈嚴重的地方，犯罪率愈高。

台灣也有剩男嬰

台灣自一九九○年至今，總人口的男女性比例從一○七一路下降到二○○八年的一○二，表示幾乎已無剩男。不過若從新生兒性比例來看，仍然有隱憂：一九八○年代初期，台灣的新生兒性比例在停留在與正常值相去不遠的一○六左右。但到了二○○八年，此一比例到達了一一○左右，其中第三胎比例可能更高達一二○：一○○。這表示從二○一○年開始，連續二十年，至少都會有約有八％左右的適婚年齡男子無法找到伴侶。

台灣社會該怎樣因應性比例失衡所帶來的衝擊？就消極防治來說，教育單位要將較多的輔導資源放在偏差行為高危險群的男生（如中輟生）身上，而治安單位也得特別針對年輕男性的衝動型犯罪如幫派、鬥毆、飆車等，發展出防治策略。

若要積極防範未然，則必須從如何增進新移民的就業、教育、社會適應等公民經濟與政治權利，以及設計更有效率的婚姻移民面談機制等面向下手，降低移民成本來解決婚姻市場的性別失衡問題。

讀者或許會發現，我怎麼沒提到政府應如何作政令宣導以去除重男輕女的陋習？

從芝加哥學派的角度來看，市場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當父母發現，和二十年前與自己女兒條件相仿的女孩比起來，現在不但想追她的人更多、條件更好、結婚後在家中更有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而且女婿也願意花更多時間在自己身上時：誰能抗拒生女兒的誘惑？

為什麼不婚、不生？

高雄醫學大學六年級生吳亮廷，二十六歲，身高一八○，中英文流利，明年就可以當正式醫師，未來可以出國，也可以留在台灣行醫。

但他不想結婚，更別說生小孩。「把小孩帶到世界來，只是受苦，我於心不忍，」他早熟地說。

四十歲的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劉維公，留德博士，是家裡老么，一家四個兄弟姊妹，只有二姐結婚，大哥、大姊和他都未婚住在家裡。捲起袖子、戴著眼鏡，一襲牛仔褲，「我不排斥結婚，緣分還沒到，」劉維公說詞一貫，「住在家裡也沒什麼不好。」

這幾年來，結婚率下跌，從每年的十七萬對降到每年十三萬對，生育率也創新低。

衛生署所做的「國人對婚姻與生育態度研究」裡前景更不樂觀，二十至三十九歲未婚人士中，男性有三分之一不想結婚，女性有一半不想結婚。

很多人忙於工作，交朋友都有困難

吳亮廷每天七點半起床揉揉眼睛，就得趕到實習的高雄醫學院附屬醫院，跟著老師巡房、開刀，到下午四、五點回家，又要趕第二天的報告，到十一、二點才能上床，沒有心情交女朋友。「這只是開始，」他說，「以後做醫生會更忙。」

這幾年，台灣又遭逢全球化競爭，各公司精簡人力，薪水低，又超時工作。很多年輕上班族朝九晚九，甚至朝九晚十二。

在公關公司工作的李小姐，接緊急案子時，家裡只離公司坐車十分鐘，都不能回家睡覺，通宵待在公司。「要生存，必須耐操，耐磨，」六年級尾的李小姐說，「不要再叫我們草莓族。」經濟前景不好，是不婚不生的主因

經濟前景不好，也是很多人不婚不生的主要原因。全國失業人口中，有一半是年輕族群。李小姐和男朋友認識五年，男朋友工作也不穩定。兩個人父母都不是有錢人，婚禮費用得自籌，結婚後都得自力買房子，買車子，「生小孩，至少要等我們兩個人月薪有十五萬才行，」李小姐說。

養兒大不易，經濟負擔沉重。衛生署所做調查中，有一個小孩的父母們，五一％不願意生第二個。

不願再生的原因，經濟能力及養育成本兩項加起來的百分比都超過六五％。父母們普遍認為政府應該做的是，「改善教育制度與降低教育費用」及「改善社會經濟」，這兩項就佔六三．八％，覺得「提供生育補助與獎勵生育」重要的，只有很低的一一％。

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劉維公說，更深層的，其實是親密關係的改變。選擇增加，年輕人尋求最沒有壓力的關係，好聚好散，不願意受束縛。新一代更不把小孩當作是私有財產，很多單身的人會去做志工，幫助兒童。「這是種延伸式家庭，」他說，「單身的人有更多選擇去幫助孩子。」（所有男人都是消耗品 ？繼續閱讀…）

（作者林明仁為台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a Sen）研究發現，以中國為例，在一九九○年女男比例大約是九四：一○○（正常值應為一○○：一○二），這表示每一百個男性就有八個女性是因歧視而消失的！沈恩將她們稱作「失蹤女性」。以當時五億五千萬男性計算，中國的失蹤女性就達到四千四百萬之多。如果將印度、巴基斯坦等歧視狀況一樣嚴重的國家算入，九○年代初期，全球失蹤女性總數很輕易就超過一億！

隨著時代的進步，不論在醫療或教育上，女性所受到待遇都有相當程度的改善。失蹤女性的問題照理要大幅改善才對。但弔詭的是，據德國克雷森（Klasen）教授估計，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這些國家失蹤女性總數卻還是高達一億！

政策與性別鑑定技術的出現是抵銷了女性死亡率下降所帶來改善的兩個主要原因。一九七九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雖然本意是為了控制人口成長，但包括超音波、羊膜穿刺等包生男的性別篩檢技術剛好在當時發展成熟，生育行為有了重大變化。有學者研究中國海關統計資料就發現，光是一九八九年進口的超音波機器，就足夠讓全中國每個縣都分配到一台！在印度當時婦產科門外招牌就寫著：「現在五百盧比（篩檢費用），省得日後五萬盧比（女兒嫁妝）。」

「剩男」危害多

一九八○年，中國新生兒男女比例仍處於一○五至一○六的正常區間。但到了九○年，比例增加到一一二，而兩千年的人口普查資料更顯示，當年新生兒性比例不但達到一一七的歷史新高，第三胎男女比例更高達一六○。

去年一篇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研究算出：二十歲以下人口中，男比女多出三千兩百萬人，約等於加拿大的總人口，是台灣總人口的一倍半！

「剩男」所帶來的社會後果為何？有些研究發現，出生在相對數目較少時期的女性，她們的老公教育程度較高、較有錢、也願意分擔較多家事。台灣早期所謂外省男人「較疼某」的現象，其實也是同樣的原因。

然而，除此之外，剩男對整個社會產生的影響都是負面的：首先，這個現象會扭曲社會的儲蓄與消費行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魏尚進（Shang-Jin Wei）就發現，中國許多家戶（特別是農村）採取減低消費與提高儲蓄的方式，來因應節節上升的聘金數目。這顯然會讓政府總體經濟刺激政策（如家電下鄉）的乘數效果大打折扣。

而更嚴重的是，在婚姻市場上競爭落敗的「剩男」，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風險。清代台灣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之說，基本上就跟「羅漢腳」太多，脫不了關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德蘭（Edlund）等人研究也發現，中國「剩男」愈嚴重的地方，犯罪率愈高。

台灣也有剩男嬰

台灣自一九九○年至今，總人口的男女性比例從一○七一路下降到二○○八年的一○二，表示幾乎已無剩男。不過若從新生兒性比例來看，仍然有隱憂：一九八○年代初期，台灣的新生兒性比例在停留在與正常值相去不遠的一○六左右。但到了二○○八年，此一比例到達了一一○左右，其中第三胎比例可能更高達一二○：一○○。這表示從二○一○年開始，連續二十年，至少都會有約有八％左右的適婚年齡男子無法找到伴侶。

台灣社會該怎樣因應性比例失衡所帶來的衝擊？就消極防治來說，教育單位要將較多的輔導資源放在偏差行為高危險群的男生（如中輟生）身上，而治安單位也得特別針對年輕男性的衝動型犯罪如幫派、鬥毆、飆車等，發展出防治策略。

若要積極防範未然，則必須從如何增進新移民的就業、教育、社會適應等公民經濟與政治權利，以及設計更有效率的婚姻移民面談機制等面向下手，降低移民成本來解決婚姻市場的性別失衡問題。

讀者或許會發現，我怎麼沒提到政府應如何作政令宣導以去除重男輕女的陋習？

從芝加哥學派的角度來看，市場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當父母發現，和二十年前與自己女兒條件相仿的女孩比起來，現在不但想追她的人更多、條件更好、結婚後在家中更有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而且女婿也願意花更多時間在自己身上時：誰能抗拒生女兒的誘惑？

為什麼不婚、不生？

高雄醫學大學六年級生吳亮廷，二十六歲，身高一八○，中英文流利，明年就可以當正式醫師，未來可以出國，也可以留在台灣行醫。

但他不想結婚，更別說生小孩。「把小孩帶到世界來，只是受苦，我於心不忍，」他早熟地說。

四十歲的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劉維公，留德博士，是家裡老么，一家四個兄弟姊妹，只有二姐結婚，大哥、大姊和他都未婚住在家裡。捲起袖子、戴著眼鏡，一襲牛仔褲，「我不排斥結婚，緣分還沒到，」劉維公說詞一貫，「住在家裡也沒什麼不好。」

這幾年來，結婚率下跌，從每年的十七萬對降到每年十三萬對，生育率也創新低。

衛生署所做的「國人對婚姻與生育態度研究」裡前景更不樂觀，二十至三十九歲未婚人士中，男性有三分之一不想結婚，女性有一半不想結婚。

很多人忙於工作，交朋友都有困難

吳亮廷每天七點半起床揉揉眼睛，就得趕到實習的高雄醫學院附屬醫院，跟著老師巡房、開刀，到下午四、五點回家，又要趕第二天的報告，到十一、二點才能上床，沒有心情交女朋友。「這只是開始，」他說，「以後做醫生會更忙。」

這幾年，台灣又遭逢全球化競爭，各公司精簡人力，薪水低，又超時工作。很多年輕上班族朝九晚九，甚至朝九晚十二。

在公關公司工作的李小姐，接緊急案子時，家裡只離公司坐車十分鐘，都不能回家睡覺，通宵待在公司。「要生存，必須耐操，耐磨，」六年級尾的李小姐說，「不要再叫我們草莓族。」經濟前景不好，是不婚不生的主因

經濟前景不好，也是很多人不婚不生的主要原因。全國失業人口中，有一半是年輕族群。李小姐和男朋友認識五年，男朋友工作也不穩定。兩個人父母都不是有錢人，婚禮費用得自籌，結婚後都得自力買房子，買車子，「生小孩，至少要等我們兩個人月薪有十五萬才行，」李小姐說。

養兒大不易，經濟負擔沉重。衛生署所做調查中，有一個小孩的父母們，五一％不願意生第二個。

不願再生的原因，經濟能力及養育成本兩項加起來的百分比都超過六五％。父母們普遍認為政府應該做的是，「改善教育制度與降低教育費用」及「改善社會經濟」，這兩項就佔六三．八％，覺得「提供生育補助與獎勵生育」重要的，只有很低的一一％。

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劉維公說，更深層的，其實是親密關係的改變。選擇增加，年輕人尋求最沒有壓力的關係，好聚好散，不願意受束縛。新一代更不把小孩當作是私有財產，很多單身的人會去做志工，幫助兒童。「這是種延伸式家庭，」他說，「單身的人有更多選擇去幫助孩子。」（所有男人都是消耗品 ？繼續閱讀…）

（作者林明仁為台灣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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