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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美國醫生的臨終選擇
作者: Alice 日期: 2012.08.19  天氣:  心情:
美國醫生的臨終選擇

面對癌症,大多數患者走著這樣一條路:

先手術,花掉數萬元;

然後化療,花掉數十萬元;

不行再放療,再花掉數十萬元;

接著轉戰中醫治療,花掉數萬元,最終人財兩空。


親人離去後,很多人發現,

我們對癌症並不瞭解,

對治療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

反而沒來得及讓逝者享受最後的親情。

美國是癌症治療水平最高的國家,

當美國醫生自己面對癌症侵襲、生命臨終時,

他們又是如何面對和選擇的呢?

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醫師,

同時也是我的導師––查理,

被發現胃部有個腫塊。

經手術探查證實是胰腺癌。

負責查理手術的主刀醫生是國內同行中的佼佼者,

並且他正巧發明了一種針對此類胰腺癌的手術流程,

可以將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從 5% 提高至 15%。

查理卻絲毫不為之所動。

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再沒邁進醫院一步。

他將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與家人相處,非常快樂。

幾個月後,他在家中去世。

沒有接受過化療、放療或手術。

他的保險商因此省了一大筆錢。

有些醫生重病後專門在脖子上掛著“不要搶救”的小牌,

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時不要被搶救,

甚至還見過有人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

––人們通常很少會想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

醫生也是人,也會面臨絕症、死亡。

但醫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

不同之處在於:

和盡可能接受各種治療相反,

醫生們幾乎不選擇被治療。

因為他們知道病情將會如何演變、有哪些治療方案可選,

儘管他們通常有接受任何治療的機會及能力,

但他們選擇“不”。

“不”的意思,並不是說醫生們放棄生命。
他們也想活著。
但對現代醫學的深刻瞭解,
使得他們很清楚醫學的局限性。

職業使然,他們也很明白人們最怕在痛苦和孤獨中死去。

他們會和家人探討這個問題,

以確定當那一天真正來到時,

他們不會被施予搶救措施

––心肺復蘇術和隨之而來的肋骨斷裂

(即使正確的心肺復甦術也可能會致肋骨斷裂)。

幾乎所有的醫務人員在工作中都目睹過“無效治療”。

請注意所謂的無效治療,

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採用一切

最先進的技術來延續其生命。

病人氣管將被切開,插上導管,

連接到機器上,並被不停地灌藥。

這種情景每天都在 ICU(重症監護病房)上演,

治療費可達到 1萬美元/天。

這種折磨,是我們連在懲罰恐怖分子時都不會採取的手段。

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醫生同事跟我說過:

“答應我,如果有一天我也變成這樣,請你殺了我。”

甚至有些同道專門在脖子上掛著

“不要搶救”的小牌來避免這樣的結局。

我甚至還見過有人把這幾個字紋在了身上。

有時家屬所謂的 “一切措施” 的意思只是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
但醫生們會盡力做“所有能做的事”,無論它合理與否––

為什麼醫生們在病人身上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療,

卻不願意將其施予自身?

答案很複雜,或者也可以說很簡單,

用三個詞足以概括,

那就是:病人、醫生、體制。

先來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

假設病人甲失去意識後被送進了急診室:

通常情況下,在面對這類突發事件時,

病人甲的家屬們會面對一大堆突如其來的選擇,

變得無所適從。

當醫生詢問“是否同意採取一切可行的搶救措施”時,

家屬們往往會立馬說:“是”。

請注意!

於是噩夢開始了。

多數家屬所謂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採取“一切合理的措施”,

但問題在於,他們有時可能並不瞭解什麼是“合理”;

因為醫生在搶救時,他們會盡力做“所有能做的事”,

不保證所有能做的事都“合理”!。

不難看出,知識的不足、家屬錯誤的期待

是導致糟糕、悲慘結局的主要原因。

當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

少數醫生用“有治療,就有進賬”的思路去做他們能做的事,

更多醫生只是單純出於害怕被訴訟,

而不得不進行各項治療––

問題在於,即使醫生本人並不想進行“無效治療”,

卻因為有制度和法律在約束,

他也必須得找到一種能無愧於病人和家屬的方法。


假設一下:

急診室裏站滿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屬們––

他們並不懂醫學。

在這種時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難以把握的。

如果醫生建議不採取積極的治療,

那家屬們很有可能會認為他是出於

省事、省時間、省錢等原因,才提出的這個建議。

有些醫生能說善道,有些醫生堅定不屈,

但無論如何,他們面對的壓力都一樣大。

當需要處理涉及“臨終治療選擇”一類的事宜時,

我會儘早把自己認為合理的方案––列出(任何情況下均是如此)。

一旦病人或家屬提出不合理要求,

我會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該要求可能會帶來的不良後果––解釋清楚。

但在很多時候,醫、患雙方都只不過是這個推廣“過度醫療”

的龐大系統中的受害者而已。

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

少數醫生用“有治療,就有進賬”的思路去做他們能做的事,

為了錢而不擇手段。

而再更多的醫生們只是單純出於害怕被訴訟,

而不得不進行各項治療。

醫生們仍舊不對自己過度治療感到茫然。

就是因為有個研究發現,

生活在臨終護理所〈所謂安寧病房〉的瀕臨死亡病人,

比患有同樣疾病但積極尋求治療的病人活得更久––

所以醫生們仍舊不對自己過度治療引以為咎。

因為這種治療的結局他們見得太多。

幾乎所有人都能待在家裏,就算是伴隨著疼痛,

也可以得到更好地緩解中寧靜地離去。

臨終關懷和過度醫療相比,

更注重為病人提供舒適和尊嚴感,

讓他們能安然度過最後的日子。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生了一場病,

事後查出是肺癌,並已擴散至腦部。

我帶著他去了各種專家門診,最後明白了:

像他這種情況,如果採用積極治療的話,

需要每週 3–5 次去醫院化療,

而即使這樣他也最多只能活 4 個月,

算是積極尋求快捷死亡。

最終,

表哥決定拒絕任何治療,

僅僅服用防止腦水腫的藥物,回家休養。

我們在之後的 8 個月裏共度了一段快樂時光,

做了許多小時候愛做的事。

最後他昏睡了三天,安靜地走了。

表哥不是醫生,

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質量,

而非生命的長度。

假如死亡也有一種藝術形式,那它應該是:

有尊嚴地死去。

至於我,已經清楚地向我的醫生說明了我的意願。

當死亡最終來臨的時候,我可以不被奮力搶救,

而是安詳地斷氣,就像我的醫生導師查理,我的表哥一樣。

《健康時報》2012.05.17. 
美國南加州大學家庭醫學科副教授 Ken Murray 文,<一鹽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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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2-08-19 16:57
他, 63歲,嘉義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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