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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台灣 最後的「模範生」
作者: SAX Pa Pa Go 日期: 2012.01.03  天氣:  心情:
最後的模範生
台灣 最後的「模範生」

作者:賴建宇| 2011年12月28日|天下雜誌488期


其實,我們的家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糟。雖然收入墊底,經濟轉型出現困境,在四小龍多項較量中都敬陪末座,但台灣仍是小龍中,最多元、最自由、最民主的「模範生」。台灣該如何找出社會對發展的共識,走出原地踏步的困境?
2011年的聖誕夜,國家音樂廳坐滿了由家長陪同的4到12歲孩童。大提琴家張正傑,舉辦了聖誕音樂會,以大提琴說故事的方式,演奏了舒伯特的聖母頌、柴可夫斯基的胡桃鉗,以及巴哈、貝多芬的聖誕音樂。
驚奇的是,全廳的孩童沒有中途離席、沒有大聲吵鬧,在有些興奮、有些躁動的過程中,度過了這場溫馨,又深入淺出的音樂晚會。台灣五、六年級中產家庭所培養的下一代,音樂是他們的日常生活,而非高不可攀的遙遠想望。
音樂廳外,則上演截然不同的一齣戲。綠光劇場在兩廳院的藝文廣場戶外,上演「人間條件」,擺滿辦桌的紅色板凳,以鄉下廟會、野台戲模式呈現。鑼鼓喧囂、爆竹聲響,聚集千人以上觀看。古典音樂能以說故事的方式親近兒童;野台戲的創作模式可以在國家級劇院廣場表演。就如同林懷民的新作「不能沒有你」,也顛覆了雲門本身。
這就是台灣。它是台韓星港「新四強」中,最多元、最自由、最民主、最有創意的國度。
最新的2011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世界競爭力」,台灣排名第6;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排名」,台灣排名第十三。台灣在專利數量、產業群聚度、籌資容易度、高等教育普及率、科學教育品質等,都是全球領先。不過多元、自由、民主讓台灣付出了沈重代價,經濟表現敬陪末座。
多元與自由民主的代價
1990年代以來,台灣奇蹟開始變調。台灣曾經是全球經濟的優等生,卻在成為新興工業國家的轉型中,腳步慢了下來。一直原地踏步,同時呈現社會分裂的態勢。
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從1950年至今的人均購買力增幅,台灣是世界第一,」世新大學經濟系主任周濟統計。因為台灣在1990年前,能夠同時保持經濟成長,又能降低貧富差距,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imon Kuznets)稱為「經濟奇蹟」。
但檢視今日台灣的表現,許多數據表現,在新工業四強(NIE4)中都是敬陪末座。從台大經濟系教授陳添枝、花旗銀行台灣區首席經濟學家鄭貞茂、到中經院研究員劉大年,看法都殊途同歸,不分學術或民間單位、不分經濟或社會學者。台灣轉型遇到的三大挑戰是:缺發展意志、缺國際品牌、缺勞工意識。
喪失「發展意志」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瞿宛文,今年九月發表論文《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台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認為台灣轉型失敗,與民主化造成的「全力發展的意志」消失,有很大的關聯。 瞿宛文認為,台灣民主化對轉型發展帶來三種挑戰:一、各利益團體競爭,取代整體利益;二、民主化對於「發展為先」的否定;三、兩岸問題缺乏共識。
特別是最後一點。當意識形態對立,對於如何「面對中國」的態度與策略,總是進退失據。以至於台灣二十年來,一直到最近的總統大選,對於西進,總停留在抽象的「是否太早、太多、太集中」等形容詞。沒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可衡量利弊得失。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當時,台灣無論出口結構(歐、美、亞各三分之一),產業結構(科技、傳產各半),都相當完實整齊,加上政府因應得宜,順利脫困。卻也錯失徹底轉型的良機。
2000年過後,台灣遇到了首度的衰退,經發會、朝野、產官學界,高舉開放大旗,鼓吹投資登陸。但陳添枝觀察,這只是兩岸分工,本質上,做的是一樣的代工老路,只是規模到對岸放大,「台灣一直沒有找到新模式、新的價值。」從此,世界產業地位,韓國開始超前台灣。尤其是面對面競爭的產業,如面板、DRAM,台灣逐漸走下坡
拒絕長大的小孩
台灣就像拒絕長大的小孩一樣。因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期間,提供低成本、低勞力的沃土,還是可以繼續賺製造代工的錢,逃避了愈來愈迫切的轉型升級契機。直到中國125計劃決心調結構後,台灣企業急速面臨更大的轉型壓力。
台灣重量級產業紛紛出現瓶頸。石化業一直到國光石化抗爭事件後,才有以大環境的民意為依歸的共識,「台灣石化業應該走高質化路線,而不是以量取勝,」經濟部長施顏祥,始斷然宣示產業目標。
就連台灣過去引以為傲的兩兆產業,面板與半導體,競爭力也都出現問題。
一輩子待在記憶體產業的林玉漳,經歷過最風光的時候,工作前20年,平均年所得薪資加紅利和個人投資,超過200萬元。卻在3年前,台灣記憶體產業,一年虧破千億元,他找不到合適的機會,選擇在50歲壯年提早退休,轉行開民宿。
薪資長期低迷,導致內需不振。廣告業對內需最敏感。殷素芬是一位單親媽媽,獨自撫養一位還在國中就讀的女兒。過去待的是新北市中和區的印刷業,主要印的是平面廣告傳單。
2008金融海嘯一來,員工眼睜睜看到公司業績,掉了一半以上。老闆先是減薪,把她的薪水從4萬8減了5000元,後來又降5000。2009年時撐不下去,她被裁員。只能靠失業補助撐下去。台灣,這個世界第一的優等生,在被歸類為「新興工業化國家」之列後,卻突然忘記怎麼自主學習、成長。
李焜耀得靠海爾
陳添枝認為,缺乏品牌,製造的風險也大。例如,面板供應的筆電市場較穩健,因為台灣筆記型電腦,生產量世界第一。但當筆電銷量萎縮,面板希望轉向供應液晶電視就馬上出問題。因為電視品牌掌握在美國、韓國與中國手中。為了找出海口,明基友達集團董事長李焜耀,親自提著手提箱飛往山東,與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張瑞敏,談下合作代工電視的模式。
台灣製造規模愈大,愈難轉型。台灣缺乏大品牌,導致企業必須對品牌廠「選邊站」。一旦品牌廠在市場失利衰敗,選錯邊就要裁員、無薪假。譬如英業達幫惠普代工平板電腦,惠普決定停產後,英業達頓失依靠。即使選對邊,也因為只是代工,難做長遠規劃。
代工思惟反映在數字上,台灣每年投資在研發的經費佔GDP不到3%,但韓國從2006年開始,年年超過3%。而且台灣的研發,集中在改良型,缺乏原創性,專利引用度偏低。
中研院社會研究所助研究員林宗弘解讀,韓國用研發提高附加價值,取代台灣用外移來降低成本。
中經院研究員劉大年觀察,台灣佔中國進口市佔率逐年降低。出口中國比重,到四成就上不去,關鍵在於缺乏品牌。譬如中國一年,有1800萬輛的汽車市場,台灣沒能掌握到,直到2010年,裕隆Luxgen汽車初步進入中國市場生產。
台灣只把中國當工廠的結果是,當2009年中國經濟還有成長8.7%時,主要是靠補助內需來驅動,台灣對中國出口,當年竟衰退近16%。
43%人薪水低於3萬
只有最早把中國當市場、非工廠的頂新集團,是少數以康師傅品牌橫掃中國的案例。「這也是空前絕後的例子,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現在中國重點是經濟轉型,對於企業進入大陸的門檻更高,」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巫和懋表示。
產業外移的同時,台灣碰到最大的問題,是內需失去調節的力量。2001跟2009年,台灣發生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兩次經濟崩盤的都不是外貿。事實上淨出口這兩年都還維持正成長,真正衰退的是脆弱的內需。
缺乏優質的就業機會,讓年輕人即使念到大學也一樣低薪。由於大學採取開放政策,全台大專院校爆量到170家,學歷貶值,有技術、技能的技職體系又大幅萎縮,教育政策無法搭配台灣產業轉型。
勞委會調查,2006年到2010年,大學畢業生平均薪資年年下滑,大學畢業只有2萬6500元,研究所也是3萬1000元。起薪未達3萬的比例,從2004年25%,上升到2010年37%。
有工作,不再是脫貧的保證。台灣每月月薪在2萬元以下的勞工數,長期維持在100萬人左右,月薪3萬元以下的,佔就業人口比例高達42.8%,有350萬人。
喜歡美麗衣服的潘羽萍,從小夢想當一名服裝設計師。大學考上流行設計系,2006年畢業後,終於如願,卻碰上低薪化的浪潮。第一份工作擔任服裝設計助理,起薪只有2萬多,跟10年前的畢業生沒有兩樣。「這還是北部的行情,在中南部,同學薪水不到兩萬元,」潘羽萍說。
雖然經過5年的努力,她轉到大型連鎖服飾店擔任設計師,拚命爭取機會,薪水終於升到4萬元,不過她在台北要自己租房子,還是很難存錢,更不敢想在台北買房。
這樣的低薪化就業環境,根源就是台灣沒有從以效率驅動,轉型為以創新驅動的經濟體,以質的競爭取代量的競爭。
2010年,台灣勞工薪資佔GDP比例創歷年新低,只剩45%。
2010年,政府將企業營業所得稅從25%降至17%,增加企業獲利空間;一旦景氣出問題,第一個被刪減的成本卻是勞工。總統、院長、勞委會主委,還需出面呼籲企業主加薪,企業有盈餘就不要放無薪假。
根據《天下雜誌》「經濟信心展望」民調就發現,超過3成的受訪民眾擔心,2012年公司會實施無薪假與裁員。
林宗弘研究發現,韓國因為工會力量較強,所以成為少數OECD國家,勞工薪資佔GDP比重沒有下降的工業化國家。
階級投票的惡果
尤其ECFA通過之後,相較中產階級,低技術的農民、勞工更擔心自己受害。這也反映在選舉上,台灣從過去省籍投票,轉為階級投票。
5年級後段班到7年級生,被林宗弘、張烽益等人稱為「崩世代」,是台灣轉型不成功的惡果主要承受人。持續的財政惡化、少子化、貧窮化,很可能讓現在的國家社會體系崩潰。
在IMD世界競爭力排名中,台灣最強的項目是企業效能,最弱的項目集中在政府效能。
未來下一個競技場是,當全球都以國家力量對外談判,為本國企業對外拓展貿易領土時,會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競爭。過去政府職能不彰、台灣民間各自發展的打拚模式,將受重大打擊。
當台灣持續缺乏共識、缺乏發展政策目標,政府、經濟、社會、教育、環境都缺乏配套、仍陷於不斷爭吵中,時間如流沙,瞬間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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